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文发表于1993年伦敦大学的克雷顿（Creighton）讲座上，后来印成小册子由伦敦大学出版，书名与文章名称一样，《现在就是历史：写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The Present as History: Writing the History of One's Own Times）。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 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及利吉里亚（Liguria）战斗过。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年龄差距对历史学家的确有影响。约翰·查姆利（John Charmley）[7]最近的作品《丘吉尔，荣耀的结束：一个政治传记》（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A Political Biography）所引起的争论，鲜活地描绘出这一点。争论的重点不在事实，也不在于对丘吉尔身为政治家与决策者的评断。这些长久以来已不曾引起争论。也不在于张伯伦是不是比那些主张反抗纳粹德国的人更正确。重点是，查姆利博士跟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成长的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没有他们的经验。历史上那段特殊的时刻，丘吉尔所说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全英国人的心，但这种感觉之所以为人所怀疑，是因为真正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我并不怀疑，我当时是身处于工人阶级单位下，是名工兵，负责在东英吉利建筑勉强能用的防御工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560野战连的战友都不假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会上战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追随上级的指示，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人们可能太不假思索，所以才对情势如此沮丧，但这也是法国陷落后英国会有的反应。同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从诺福克（Norfolk）送来的报纸。而对我来说，唯一清楚的是，那会是个伟大的时刻，“英国最好的时刻”（Britain's Finest Hour），不管这话出自谁的口中。“它是伟大的——而它就是战争”（C'était magnifique-et c'étaitla guerre）：丘吉尔将其诉诸文字。而当时，我就在那里。但这并不表示为张伯伦作传的查姆利不应该重新再提那些主和派的过去——这些事情对于三十几岁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战争世代的人来说却不可接受——让大家各行其是吧。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不了解主和派的想法，因此不支持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但是主和派有一个目的是与丘吉尔相合的，那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他们有很多优于丘吉尔的策略，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丘吉尔跟同时代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一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与领土的丧失，远不及民族自尊的丧失来得重要。我们从现在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就算不去研究档案，也知道主和派是错的，而丘吉尔只有这么一次判断正确，那就是认识到与希特勒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就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权”，就像其他强权一样，希特勒必定会遵行连墨索里尼也会遵守的权力政治规则，但是他没有。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都相信谈判会成功，斯大林也认为如此。同盟国之所以成立用以对抗轴心国，并不是因为主战派战胜了主和派，而是因为德国的威胁促使各国不得不在1938到1941年底之间组成同盟。英国在1940到1941年间所面对的，其实不是一种选择，不管是盲目而不计后果地抵抗下去，还是在“合理的条件”下议和，只要是与希特勒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考虑的是比法国贝当政府（Petain France）稍好一点儿的待遇罢了。丘吉尔则带领着英国政府走自己的路。求和只是接受德国支配的另一种说法罢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那些记得1940年的人才有资格下结论。不过，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如果要达到那样的程度的确需要想象力，以及放弃自己的生活经验，还要勤奋地研究。对我们来说却不需要。我不认为查姆利博士对于1940年的局势与走向战争的评估是错的。对过去进行一种假设性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用证据来完全加以否认，因为证据是在证明什么事发生了，而假设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发生。我其实不认为查姆利是对的，但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于他的论证加以细谈。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要说20世纪的老历史学家要优于年轻历史学家。我开始进行史学工作的时候也还是年轻人，那时我负责访问还健在的1914年前的费边社社员，询问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而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一定要对于访谈的主题先做功课，否则问了也是白问。第二件事则是就任何一件已经可以加以证实的事来看，他们的记忆其实很容易出错。第三件事就是不要试图去更正他们的观念，因为他们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一个只有二三十岁的历史学家就可能有既定的观念了，遑论更年长的。虽然如此，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好处。如果要写一部20世纪史，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只需要比较一下世界改变了多少就行了。过去三四十年来，是历史上最革命的年代。世界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广泛、剧烈地转变过。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很难用直觉来掌握它。一个西西里强盗朱利亚诺（Giuliano），在监狱里关了20年后回到位于巴勒莫（Palermo）附近的故乡，他曾带着失落与迷失跟我说：“过去这里都是葡萄园，现在都变成了公寓。”他的确是对的，他所出生的地方已经完全变样。那些老得足以记得够多事情的人，不会把每件事都看得理所当然。他们不需要像年轻的历史学家那样努力，就能知道“过去是另一回事，那时候的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这可以作为我对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判断。例如，我曾亲身经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我知道昔日街角的纳粹跟现在的新纳粹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件，我不知道20世纪30年代初期，年轻的纳粹在攻击并焚烧犹太人住宅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现在新纳粹在攻击土耳其或其他移民一样没有特定的次序。现在做这种事的年轻人也许会使用希特勒的标志，但其中所代表的政治现象却不一样。就历史的理解是要知道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来看，历史学家最大的罪过就是时代倒错，而我们有天生的优势可以减少这些缺点。不管年纪是不是个优势，至少世代的交替对于20世纪历史的写作有影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政治人物隐没之后，新的政治人物上台，国内的政治必定会有所改变，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与战争及抵抗运动有关的历史写作上（特别是在法国与意大利）。这可以适用在民族生命对于巨变及创伤的记忆上。我不认为下列的现象是个意外：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已不再受民族主义神话的支配也不再有争论；在建国40年后，或者是爱尔兰人所写的爱尔兰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从民族神话的遗产及联合派的反神话中解脱。现在让我开始提出第二个观察，刚好与第一个观察相反。它处理的不是历史学家的年纪或他的视野会如何影响他对这个世纪的看法，而是这个世纪所经过的时间对历史学家的视野有什么影响，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年纪。我要从麦克米伦于1961年与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Kennedy）的对话开始。麦克米伦认为前苏联“有不错的经济水平，而且在物质财富上将很快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不管这段陈述现在看起来有多么落伍，许多有知识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都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在前苏联证明了它在太空科技上已打败美国的时候。对一个于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不算愚蠢。我们没有必要比1961年的经济学家更了解前苏联的经济机制，但是时间是历史学家最后的武器，也就是后见之明。从这个例子来看，后见之明是对的，但也可能误导。例如，从1989年以后，许多观察家都可以看见，特别是那些深谙市场理论而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前苏联及类似的经济体都已经变成废墟，因为这是前苏联集团及前苏联崩溃之后的事实。事实上，虽然前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技术以及提供居民财产与劳务的能力上输给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逐年衰退，但前苏联还是能走自己的路，它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我的朋友盖尔纳一辈子批评共产主义，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莫斯科待了一年，最近表示，如果前苏联能够将自己孤立起来，自成一派，那么它的居民一定会同意，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的统治下，他们比上一代的苏联人生活得好。这里的争议点不在于哪个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更强。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这么多大事竟然无法被预见到。我甚至会猜测，从“二战”以后的历史，预测的准确率是偏低的。1918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大萧条是可预料的。但是在“二战”之后，有哪个经济学家预测到“辉煌三十年”的世界大繁荣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5%。他们预测到了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现在的预测所用的模型要比战间期用的要精巧，输入的数据也较多，机器的指令周期以光速计。政治预测者的纪录跟业余者比较起来也没光彩多少。这些失败所呈现出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没想过。我留意的重点是，即便是那些已经有纪录的过去，也会随时间而改变。让我说明一下。不管我们对于1989到1991年的看法如何，没有人会否认，前苏联集团与前苏联的崩溃为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唯一的事实是，这件事已足以改变20世纪每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它把时间的区块连同结构，不管是连贯或不连贯，都一并投入了历史时期当中——“短促的20世纪”，正如我的朋友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所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20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1989到1991年之前的20世纪，仿佛是一个句点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在此之前的20世纪就好像19世纪一样跟我们无关，那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把20世纪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20世纪史，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所写的20世纪史。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大概5年前，我写完三册有关19世纪的书，[11]于是有人建议我写一部20世纪的历史做一个总结或补充，因此我可以把这部短促的世纪史视为一种对照用的记事本。第一部分——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简直是一个灾难的年代，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完全崩溃。它是个世界大战的年代，伴随着社会革命与旧帝国的崩溃、世界经济的萧条，以及各地自由民主制度的战败与倒台。第二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今，则完全相反：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而且恢复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世界经济那种史无前例的景气，对我来说，已经成为20世纪的指标，而且似乎可以延续到第三个千禧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的弱点已经浮现——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灾难年代中所产生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像30年代那样，它已经不能作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充满了问题，不再处于核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察觉到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的巨大飞跃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学家对于这种每二三十年就反转一次的景气波动早就习以为常。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波动，不过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获得发展。虽然全球景气的波动经常会有相当实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后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扭曲总体的状况。各位应该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景气复苏吧。这一两年里，大家应该都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一下20世纪的这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前苏联瓦解了，造成不可预测且可怕的经济灾难；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经济也明显遭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酷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连日本都出问题了，经济学家这回担心的是过高的失业率而非通货膨胀，就如同当初40年代的状况一样。各国政府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经济学家所组织的大军来提供建议，却还是无可奈何。康德拉捷夫的幽灵又出现了，狠狠地打击全球的经济。现在看起来，虽然东欧的政治体系已经消失了，不过非共产主义的体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也不一定能站稳脚步。简单地说，短促的20世纪历史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个三面对照的记事本，或者说像个三明治：一个相对比较短的黄金年代在中间，两边各有危机的年代把它夹着。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展，这恐怕要留待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当我一开始把写作大纲交给出版商时，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也许更优秀的人想得到。不过我很幸运地得以拖延时间，等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却想到了。改变的不是1973年以来的事实，而是1989年以后西欧与东欧的联系，这逼得我不得不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历史。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杂事不是为了说服各位要从我的角度看历史，而是告诉各位短短的两到三年，就可以改变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一个写作经验有50年的历史学家也会这样吗？谁知道呢？我是否在乎并不重要。不过一个研究短期历史的历史学家，比较不会受这样的摆布。至于研究自己这个年代的历史学家的命运则就是如此。接下来让我来谈一谈写20世纪历史的第三个问题。它影响了历代历史学家，而它尽管也会受到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拉扯，但效果不大。它让我回到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历史共识的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有一套观念，而我们的时代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学家。这不只是像政客所说的，这个世纪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象征着善与恶、基督与反基督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的论战”（Historikerstreit），吵的并不只是纳粹是否是德国史的一部分还是梦魇般的插曲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争议。论战的重点其实是，对于纳粹所持的历史态度难道只能是完全指责吗？如果不采取完全指责的态度，难道就会有让这个丑恶制度复苏的风险吗？难道这样就是在减免纳粹的罪过吗？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我们发现年轻人在看足球时的行为已经是不良少年的行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使用纳粹万字符以及党卫军的图腾——那些亚文化之所以使用这些标记，原意不过是为了反对社会的陈规（就是把这些标记视为地狱的象征）。这种情绪的力量使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我容忍纳粹主义，所以我要加以解释，否认他们的想法。宗教战争的危险，就在于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却仍以一种零和的、相互不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世界。长达70多年，世界都处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中，造成我们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分成社会主义式的与资本主义式的、国家资本的与私人资本的，而两者之间则采取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常态，那么20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却基于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口号下彼此合作，岂不就变成一种变态。我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维持而且重建，就是吸收了前苏联的教训，并且从中学习了总体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缘故。而这种学习动机从何处来？就是为了怕发生革命。对于2093年的历史学家来说，刚才所说的两者合作的变态现象是否还是变态呢？他回溯过去的历史，可能会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彼此的仇恨敌对从未引发真正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反而会有军事攻击，同样，非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也会。假设有火星人不断地观察地球，难道他或她也会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我们的历史吗？火星人会用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方式来对美国、韩国、奥地利、巴西、新加坡与爱尔兰加以区别吗？前苏联经济在改革压力下崩溃，这件事可以僵硬地套在中国上面吗？显然不行。如果我们是火星人，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运用一打不同的模式来说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而不会采用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式二元对立的床。不过，我们还是受时间的限制。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种相互排斥二元对立的模式，我们一时还是找不到可用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问题丢给21世纪来做决定了。当代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有些数据无法接触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没有资料就无法研究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如果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运用在布莱奇利（Bletchley）所设立的译码中心的数据的话，许多历史根本是不完整的，甚至于是错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其实是比16世纪的历史学家幸运多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资料是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总有一天会公布的，相反，16世纪的人所面对的是永远的未知。无论如何，当代历史学家在无尽的官方档案中没日没夜地探索，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如何处理庞大零乱的资料，而不是资料缺乏。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档案库，前苏联集团的档案，也已经完全开放了。我们现在所能抱怨的就是资料太多了。在说明了写作当代史的种种困难之后，接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要讲点儿正面的事。也许你会困扰于我之前说法中所蕴含的怀疑论色彩，但我并不想误导。我是以一个有写作当代史经验的作者身份来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地说一切都是不可能。不过，凡是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大部分事件的人，他的基本经验乃是错误与惊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乎意料。我们的判断与预测都错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错误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他们的沮丧往往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太高，或甚至（如在1989年）是高唱凯歌。不管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旦我们弄错了或理解错误，那么这就是个起始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其中也包括我的，都可以对于未来的研究产生帮助。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一个希望（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一个目标（现在已经失败）：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所兴起的社会主义。对我而言，没有一件事要比失败更让我受挫折。但容我引用我的老友的话作为结论，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不同，他反而用这些挫折来说明，凡是一个具有历史智慧的人所会拥有的成就，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到马克思与韦伯。以下是莱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话：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本文选编自《论历史》，注释从略。特别推荐阅读此书的完整内容。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包括图书名与公号名）。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霍布斯鲍姆｜制造民族：1848年革命后的民族国家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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